但是，从心理机能及其功能上说，又有不同侧面、不同作用。

孟子则提出仁，人心也[7]、仁也者，人也[8]之说，显然将仁的意义进一步普遍化了。[40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31页。

圣人之心，浑然天理，虽处困极，而乐亦无不在焉。这主要表现在朱熹为《大学》所补的格物致知传上。经过这一解释，仁的普遍性意义就更加明显了。[19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201页。[18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48页。

是以君子法之，自强不息。这所谓必然，不是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必然性，而是指理的作用而言的，但是，也有普遍必然性的意思。维特根斯坦说过：凡是不可说的，我们必须保持沉默。

一方面，他坚持认为，中国哲学必须而且只能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洗礼，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脱胎换骨式的改造，才能成为现代哲学。天地境界即同天境界，就实质而言，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，而不是分离与对立。但是，大全作为一种名、一种概括，它不是存在物的集合，而是一个整体，即包括一切的存在及其理，是存在和有的统一。对于这样的时代，冯友兰是渴望已久的，他的哲学创作就是呼唤和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，并为之鸣锣开道的。

他说他习惯于从民族的观点了解周围的事物[6]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把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，都推给宗教了[10]。

这是哲学层次上的生态学。从古代的神话、宗教到后来的哲学，都在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是解决的方式有所不同。因为这是人生的真正归宿之地。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基本信念。

到了这种境界，才是人的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地。中国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（即通天人之际），并且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他的接着讲就是接着这一传统讲的，只是运用了现代分析的方法。冯友兰一直很重视别共殊，其实，他所说的共，就是指哲学概念的普遍性意义。理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，而现代理性又是以逻辑分析的方法为其重要特征的。

[14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27页。接着讲赋予中国哲学以现代精神，又要继承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。

我们不能再用古代的语言讲中国哲学，也不能用跳跃式的警句式的语言讲中国哲学，我们需要用现代语言并且用现代的分析方法讲中国哲学，要进行合乎逻辑地论证和推论。在这方面，最值得我们重视的，仍然是他的精神境界说。

在冯友兰的哲学著述中，这一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，可以说是其对生命的关切。现代人需要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，但是，现代人也是人，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。[5] 这不仅是对中国哲学终极价值的认同，而且是对中国哲学方法的认同。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，就是将中国哲学的概念转换成逻辑概念，使其变成可以言说的。第二层含义是，在中国哲学形式化、理性化的同时，要保留、继承其最核心的实质内容，特别是终极性的价值内容。有了这种自觉，自然界对于他而言，其意义就不同了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同了。

这两层含义及其使命如何统一呢？这是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。这种境界是人经过修养之后达到的，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。

自然界不再是被控制的对象，而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，是人类生命的精神家园。后者则是使中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同时，又超越现代哲学，从而实现其永久价值。

他渴望，透过抗日战争这一历史事件能使中国真正觉醒起来，步入繁荣富强的现代社会并立足于世界之林。[7] 这当然需要经过现代的重新解释，这种重新解释需要吸收西方哲学的方法。

在后来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（特别是最后一册）中，他又反复强调这一点，说明他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，并以重建中国哲学的内在价值为其终身使命。新理学中的理，是从宋明理学中接过来的，但其意义和宋明理学有明显的区别，其最大的区别是，新理学中的理是形式的、不着实际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如何接着讲的问题就成为冯先生不断思考的重要课题。在冯先生看来，舍此没有别的方法。

[9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22页。为此，中国哲学不仅要获得新的生命，而且要承担起新的使命，即为生民立命、为万世开太平。

但是，中国哲学虽然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，却又是在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中完成的，而不是也不可能将西方哲学直接移植过来就能实现其转变的，他所要建立的是新的中国哲学，而不是哲学在中国。按照冯先生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，照着讲要忠实于传统哲学的本来意义，并用现代语言将其写出来（或说出来）。

现代理性主义的方法既然被视为逻辑分析的方法，而逻辑分析就是一种言说。使中国哲学的概念形式化从而普遍化，这正是接着讲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
这样看来，接着讲的第一层含义，即逻辑化的理性分析，只具有方法的意义，只是一种手段。在他的哲学体系中，天地境界说就是这样的终极目的。这是人类从古至今始终存在的大问题，不是小问题。[5]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0卷，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659页。

科学可以直接拿来，但哲学是不能直接拿来的。[3] 冯友兰对不可言说者不仅采取了积极肯定的态度，而且作为哲学的终极目的去追求。

其实，这种批判意识在20世纪40年代同维也纳学派的争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。人在自然界的行为是一种道德行为，这种行为有一种超社会的意义，因为天地境界是从一个比社会更高的观点看人生[14]，即从宇宙大全的观点看人生。

[2] 他经常以横渠四句自勉，又见《三松堂全集》，第10卷，第166页。这里表现出冯友兰的批判意识，这种批判意识就是针对现代性的，即指现代西方哲学变成了科学技术的工具，陷入了细枝末节的烦琐分析，丢弃了哲学的根本任务——解决人生问题。